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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舌尖2》争议:中国电视无批评只有吐槽

时间:2014-06-01 03:48:50  点击:加载中

第四集《家常》中的一对河南来的母女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除了对红烧肉的做法表示质疑外,部分观众还认为有些内容“过分煽情”、“太做作”。 王韧认为,“挂面爷爷”这个一生忠厚、勤奋的老人,都在他的景别、角度中表现了出来,导演的剪辑堪称手艺。 王韧因其敢说敢做的风格被朋友称作“王大炮”。 在王韧看来,《舌尖2》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组人物是《心传》一集里菜籽油的那一组。当最后出现榨油的壮汉们光着膀子对着镜头憨笑,就给观众提供了联想的空间。

  “我有话要说。”正当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二部(下称《舌尖2》)处于风口浪尖之际,上海纪实频道《大师》栏目总导演王韧主动致电早报记者。与记者刚一见面,这位敢说敢做、被朋友称作“王大炮”的导演便直奔主题:“《舌尖2》多火,连我这样的人也来凑热闹。”

  《舌尖2》的8个分集导演中有6人与上海有关系,其中家居上海的就有4人。而最近备受争议的第4集《家常》的分集导演邓洁,正是《大师》栏目组编导。一个月前,《家常》最终剪辑完成,邓洁把片子带回上海交给王韧。王韧一边看一边告诉邓洁,哪些地方拍得好,哪些地方“必须要改”,当邓洁告知“成片已经入库,动不了了”时,王韧在看片现场遗憾地直拍大腿。

  《家常》播出后,争议不断,邓洁因此备受指责。对此,王韧“很心痛”,“我看片子的时候,《大师》组所有编导都参加了,当时看到不足的、不好的,就暂停了细说。但那是一次业务学习,今天我要为‘舌尖’说话。”

  王韧认为,应该替《舌尖2》的创作者说句公道话,“‘舌尖’做到了用心用力,它的不足可以说是中国电视的不足,但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电视批评。所以,没有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。”更要命的是,网络风暴中夹杂着的语言暴力。可这些在王韧眼中却是“财富”,“我要祝贺‘舌尖’的导演们,这么年轻能经历这样一次“大批判”,是何等的财富!”

  “大部分吐槽都不在点儿上,怎能客观?”王韧说,“我理解大家对《舌尖2》的争议。期待高、期待太久,又太有名了,人红是非多啊,而且央视9套商业化的周播运作,既留足了期待的空间,也留足了吐槽的时间,又居高而不做相关引导。”王韧认为关于《舌尖2》的争议,部分人泄愤似的挑毛病,已经引起鉴赏上的混乱,“中国电视本来就落后,这样下去如何得了?”

  “首先必须肯定,‘舌尖’在艺术上是一部难得的佳作,参与拍摄的年轻导演都竭尽所能。这是他们探索期的作品,如果我们不抱着宽容的心态,将来还有谁会去拍这样的纪录片?!”采访中,王韧对前后两部“舌尖”的比较,《舌尖2》的人物、叙事以及它现在面对的网络困境都一一做了解读,“王大炮”的风格尽显无遗。

  谈主题

  美食是人创造的,所以必须讲人,没有人哪来“舌尖”。

  东方早报:有些观众认为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了,这是心理作用还是新的表现手段带来的影响?

  王韧:我和他们的观点正相反,我认为就语言表现力来说,《舌尖2》高于《舌尖1》。后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?因为当时是“三聚氰胺”、“苏丹红”刚刚过后,“毒大米”、“毒土壤”什么的也在到处被传播,食物安全堪忧;另一方面,中国人好吃,食文化中有无数可说道的东西,荧屏上到处是做菜类的节目泛滥,但就是没有一部像样的纪录片。历史与现实、人的理想要求与现状的反差让片子一下子热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算得上好片的绝不是“舌尖”一部,但只有它成了老少争说的一部热门片。

  而《舌尖2》的语汇则更丰富,如把一组写意或装饰感强的画面与原生态的纪实段落相接,常常为观众留出大空间。

  东方早报:有评论说《舌尖2》花大量笔墨说人物有些“跑题”,你怎么看?

  王韧:美食是人创造的,所以必须讲人,没有人哪来“舌尖”,看美女私房菜好了。第一季也没少讲人,你看第一季中卖黄馍馍的老汉拍得多好,人物纪录片的典范!我认为“舌尖”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纪录片,正是因为它有人物。关注人有什么不对?

  “跑题”不是因为关注人物,而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写食物和写人之间的关系。个别段落中人和食物的配比有些失衡。换句话说,对人物和食物的叙事角度,或者是两者之间的分寸没有把握好。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物没有处理好,就认为不应该拍人,为什么“挂面爷爷”被这么多人记挂在心里?大家记住他是因为挂面好吃吗?显然不是。

  “舌尖”本来就不是一部谈吃的纪录片,它火热的根本在“食文化”。中国的食文化有两个推动力,其中一个就是民族的智慧和爱心,当贫困和食物单调的时候,智慧就迸发出来,比如山西的面食就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智慧。环境越恶劣,历史越悠久,文化越深厚,小吃越丰富。我说的这点仅仅是中华美食的一个背景,构成不了全片,构成全片的依然是人和食物的关系,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。

  谈人物

  一首唐诗里有一句好句,整首诗就可以千古流传。“挂面爷爷”就是《舌尖2》中的好句。

  东方早报: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藏林芝的白马占堆和“挂面爷爷”这两个人物,都在平常中说出不平常。

  王韧:同意。在创作上,西藏采蜂蜜这个镜头是珍贵的,值得褒奖。不以常态为满足,动脑筋想办法,不管树是两米还是十米,能让镜头跟着主人公的运动一起升高,这种表现是在向你的拍摄对象表达敬意。说它是抄的,说明你太爱这部片子了,其实,镜头的运动就那几种,戏法人人会变,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花这个力气,是否有这个心去花这个力气。抄袭也好致敬也罢,导演真的就那样花了力气。

  不过我是很羡慕,当年我拍人民英雄纪念碑,用大特写把“人民英雄”满屏地一个字一个字移动下来,这种对被摄体用大特写贴着横移或升降,让镜头传递了一种抚摸感。但是我的片子没人爱看,自然也没人关注了,也更不会有批评了。所以我是真诚祝贺“舌尖”的导演们:你们的片子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,并因为你们的作品形成一次网络风暴,可喜可贺!这可不是人人能得的荣誉。虽然刚才听说这么巨大的网络风暴背后就是五个主要推手,但我还是要恭喜。

  另外,“挂面爷爷”那个形象真是太好了,这个村里肯定有无数个“挂面爷爷”,为什么选择这一位,这一定是导演的功劳。七十多岁的陕北老汉,牙齿都掉了,但他们拍得美轮美奂,一个一生忠厚、勤奋的老人,都在他的景别、角度中表现出,其眼神、动作都让你入心,不会忘记。真是好。导演的剪辑算得上是手艺了。现在电视不好看,剪辑乱就是一个原因。

  还有,可能观众感觉不到,就是导演调动了所有的影像拍摄手段交代他们的生存环境。刻画了被黄土与山石环抱的村庄,这种生存环境的刻画在这个段落里非常重要,是写“挂面爷爷”和他后人的重要笔墨。正是有了这些笔墨,使得观众对人物产生了一种尊敬。你看这个段落最后的一个镜头,是用一个长长的航拍镜头向老汉他们一家、向黄土高坡告别。

  一首唐诗里有一句好句,整首诗就可以千古流传。“挂面爷爷”就是好句,一部片子里有这样一个人物,足矣。你想想看,黄土高坡的山崖边,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老汉的去世,都能成为新闻,让全国人民记挂,这就是“舌尖”了不起的地方。

  东方早报:《家常》里选择一对河南来的母女来讲红烧肉让部分上海人不太能接受,你怎么看?

  王韧:人没有选错,而且选得非常好!一个非上海人能做红烧肉,做得那么晶莹剔透,这不就是红烧肉的魅力吗?就算选择一家地道的上海人来做红烧肉,也会有人跳出来说,他们家做的程序不对,没有我们家做得好。我认为这个段落是没有布好局,叙事结构有问题,人物肯定是选得好的,它勾勒了一个流动的中国。

  东方早报:强调5年没回家哭诉的镜头让观众觉得“过分煽情”、“太做作”,你会给邓洁什么建议?

  王韧:她起笔从太行山转到同样高耸入云的陆家嘴高楼群,镜头从云端落到地面,多好。但母女俩的亮相两三句即可,紧接着就必须马上“舌尖”,他们千里迢迢带来的家乡的味道——河南抻面。现在的布局是人物交代的时间过长。一亮相必须讲主食。主食讲过才能讲生活。你可以说“她在上海已经做了5年的抻面了”,但不能单独说“离开家5年了”。因为人物一定是紧紧围绕着“舌尖”,抻面之后是孩子在学琴,学琴之后是母亲去买菜。再说学琴,红烧肉再出来。这就是她们的生存故事与她们的“食”形成ABAB交替的叙事结构,也是段落节奏,这就没问题了。

  红烧肉怎么说,要说一句过渡一下,比如“上海是个奇妙的地方,它会吸纳你,你也就学会它的很多东西”,这样“红烧肉”才能出来。

  我很喜欢片中女儿在演奏厅里演奏的段落。就是一种象征。在一段非常纪实的段落之后,接上一段非常艺术的段落,这种反差就是现在很少能够被掌握的一种语言。我们现在所谓的大片仍多为解说贴画面,仍然是慷慨激昂,你去看《公司的力量》、《大国崛起》都是线性的思维,没有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。

  还有一点,最后的镜头应该是女儿获奖,而不是妈妈的哭诉。

  东方早报:其实《家常》这集中有一个很好的人物,就是登山的小伙子,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单亲孩子,爸爸半年才见一次,他和爸爸一起吃饭时的场景还是朴实感人的。

  王韧:据我所知,四川泡菜这段的主体本来是登山小伙的姑父。按常理,也应该是做泡菜的人,而不是吃泡菜的人,邓洁在处理这个段落时,其实做了两个版本。一个是以姑妈为主,一个以登山小伙子为主,但导演两相比较后,用了登山者做叙述主体的那一版,最后的点落在他与父亲身上,这个比苗家留守儿童那个段落巧。如果以姑妈为主,最后小伙子去给爸爸送饭,那又可能会在网络上被狂欢了。这就是叙事主体不同的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。

  东方早报:在塑造人物上,你认为哪一组最成功?

  王韧:《心传》里菜籽油那一组。导演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手段,把榨油的力量传达出来,先告诉你榨油的古老,然后松弛下来,一段纪实的段落,他们每天烧菜烧饭,包括油怎么储藏,当所有的段落结束的时候,每人一个笑脸。时间不多,大概也就5分钟,但有足够多的视听特效手段,还用了高速摄影的画面做交叉剪辑,当最后出现榨油的壮汉们光着膀子对着镜头憨笑,就产生了联想的空间。在这些可供思考的空间中,你会想到这个农耕民族走过了那么多年,虽然是在一个村庄里,你也可能联想到很多的现实,他们的将来会怎么样?让你感受到父辈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,这对于我们自我认知是很有帮助的。挂面爷爷那段也很成功,是成熟的语言。

  东方早报:如果总是用笑脸,观众是否会感到疲倦,难道不可以根据不同人物的状态用其他的来代替吗?

  王韧:其实我们在2007年《和谐之道》就用过,我只能从自己的体会谈,为什么想出这个东西,这也是没招,你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篇幅把他的人生全都记录下来,那就得留白,所以用了笑脸。

  电视是形式感的艺术,但不能过分强求。就像篆刻的印章,不管你阳文还是阴文,边都是要破一破的,才觉有变化。但当电视这种形式感通篇贯穿的时候,本身也要有变化,要有破一破的地方。当然不一定是微笑的特写,方法有很多,最重要的是前面要有精准的铺垫,当纪实段落积累到足够之后才可以出现写意或装饰感强的画面。

  谈叙事

  画面重要还是文字语言重要?我从不问。我强调的是“得体”,讲恰当好处适得其所。

  东方早报:《舌尖2》在叙事上做了很大的改变,这种改变是不是有些冒险,因为一旦多组人物的交叉出现且没有融合好,不仅没有增添可看性,反而降低了人物的辨识度。

  王韧:我又要讲为什么说“舌尖”是一部用心用力的片子。

  你说的这种交叉,天南地北、春夏秋冬、高山大川、水乡山谷,季节的反差、地域的反差、文化的反差、外观的反差,镜头就在其间大跳,这使他们每一集几乎跑遍中国。这样的用心用力,像我这样的人是完全能体会的。正是靠他们走遍中国,南北东西,高原与平原,山村与水乡,僻壤与都市,营造了叙事中的反差也就是对比。高山和高楼,偏远的山村和繁华的都市,贫瘠和富庶的对比都很强烈,有弹力。弹力强,节奏感就明显,转场也舒服;这样也使2分钟换个场景、5分钟换一个故事、换一个人物有了可能。这种段落间的差别也是一种对比产生力量,拉住你让你看下去。《舌尖2》的前四集这一点做得很自觉,尽管它在叙事节奏和结构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

  总之,舌尖的影响力是与年轻导演们的用心用力分不开的。至于你说的人物辨识度的降低,可能是他们压力太大,将节奏推得太快了,密不透风做到了,舒展则不够,我想这里有经验问题,也可能是自信不足。

  东方早报:以前我们纪实语言,或者说纪实导演使用的是什么方法?能不能具体谈谈前边说过的自觉性?

  王韧:可以这样说,到今天为止我们绝大部分导演做片子是没有蒙太奇的。

  电视里文学叙事太少了。文学叙事有两种,一个是解说词的叙事,另一个是由画面和声音组成的视听语言的文学叙事,背后的精神应该有文学的精神。在《舌尖1》中,卖黄馍馍的老汉的故事为什么精彩?寥寥数笔,把食物的一个自然过程和食物的几千年历史交杂在一起,当中穿插了纪实,结尾告诉你,在最寒冷的冬天,老汉两个月可以卖掉15000个馍,每个馍1元钱,刨去成本赚8000元,这就是人生。

  整个黄馍馍段落有一个隐性的结构,那就是老汉卖黄馍馍的三声叫唤。第一次是朝阳洒在老汉的脸上,生命的自豪感都有所体现。到了傍晚,老汉迎着北风,“卖黄馍馍!”陕北老汉的生存状态令人过目不忘。这种东西在第二季里就变成了自觉。

  东方早报:电影强调电影语言,电视纪录片为什么那么强调旁白?电视纪录片到底是视听语言重要还是文字重要?

  王韧:纪录片作为一种视听语言,它里面就包含着文字,文字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作为画面上的字幕出现时,它属于视觉元素的范畴,当作为解说出现,又属于听觉元素的范畴。听有听的要求,看有看的审美。这个层面只有真正的电视手艺人才在琢磨,教授们不懂。

  你说画面和解说哪个重要,这一直是困扰中国电视从业人员的问题,画面重要还是文字语言重要?以前还有一个问题是画面重要还是声音重要,大概现在也在问。

  我从不问。我强调的是“得体”,讲恰当好处适得其所。电视你要多快好省,它的需要量太大了,所以我们总是借助文字语言的旁白。

  今天的纪录片解说词有两大问题,一是缺少文学性,二是有了点文学性便又太拽。《舌尖2》开篇,“不管是否情愿,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” ,这个是押韵和柔软的,这个是文学。但它有“拽”的嫌疑,不妨再简洁一点,改成“生活中的我们总在向前走着”,或“总在行进着”。因为生活概念很大,虚了,生活“催促我们”还没有直接的形象,观众又得绕个弯,不好。

  文学有虚幻的一面,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的都会喜欢,但这种小说式的语言习惯和文学思维,不应属于纪录片的范畴。这难啊,我也时常来两下“拽”词,给自己壮壮声势。接下来,它简洁地进入主题:“人们整装、启程、跋涉、落脚”,短短八个字描述了人类社会活动,“停在哪里,哪里就会燃起灶火”,一下子“舌尖”就可出场了。

  “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运输,从烹饪方法的改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”,四个关系层层递进,四个都扣着“脚步”,文字的工整和语义的周延,完全有文学性。但是后面它写白马出场的小说式的文字我不喜欢,应该再简洁和白一点儿。

  陈晓卿可能一直深陷在美食里,忘了语言删繁就简的重要,还是没过华丽这一关。

  谈批评

  假使我们有健康而发达的批评,那对中国电视一定是有帮助的。批评将好的张扬出来,并能揭示出个中的道理。帮助作者,培育观众,是电视批评的动力所在。

  东方早报:现在有人指出,白马占堆爬树的镜头被指出爬的不是40米树,而是2米的树。有些观众始终纠结于纪录片镜头是否原创、是否真实,你怎么看?

  王韧:纪录片始终是一种商业生产,是一种艺术创作,它是一种主观驱使下的活动。我觉得观众还不知道纪录片的真实到底是什么真实,纪录片真实有三个层面:事实的真实,逻辑的真实和真理的真实。有这样三个层面,你只认一种真实,对于纪录片创作的理解可能就会狭隘。

  东方早报:如果强调人物,也有作家批评《舌尖2》并没有体现出人物的命运。

  王韧:只要记录了人物的生存状态,就含着他的命运在里边。所谓的“纪录片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物命运”,这其实是从概念出发的伪命题。

  所以,文艺批评,就是电视批评应该有四个必要条件。首先要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甘苦,设身处地地了解了才去解读作品,这当属陈寅恪所说“了解之同情”。第二,要有自己明确健康的电视发展方向。第三,你要知道今天的电视语言的弊端、问题和发展程度。

  再有,那就是能够关心社会、关心当下、关心他人。当然,还要符合视听语言特征和规律,属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。我以为这是有效、有益的电视批评的大前提。

  东方早报:大家的拼命吐槽,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对片子的喜爱?

  王韧:是的,我想应该肯定《舌尖2》的艺术成就。到今天为止,就视听语言的艺术表现来说,它超过了央视以往的大片。但它存在着很多的不足,结果影响越大,观众的要求也越高,这个也很自然。

  但是,在《舌尖2》的争议中,可以看到一个大问题:中国电视没有批评,只有吐槽。前四集收视率最高的是《家常》,但争议最大,吐槽最多,甚至发展到网络暴力。整个过程就是没有批评的帮助。

  我们现在没有电视批评,自然也没有电视批评的理论。网上不缺少意见,也不能说所有的吐槽都无聊,但我总以为观众表达任何直感都是有益的,只要你不是谩骂、攻击和造谣,但这仍不能等同于批评。

  过去文艺批评培养了像巴金、沈从文这样的大家,像鲁迅的批评就培养了萧红、萧军这样的作家。批评家可以提高大家的理解水平,帮助导演成熟,评论家要有建设者的胸怀和态度。鲁迅在晚年曾呼吁:“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。”不管是《舌尖1》还是《舌尖2》的导演们,他们是有苦工精神的,批评就应该从片中看到这一点,给予表彰。

  而“舌尖”一片中,有些叙事不经意地显得高了,调门高了,姿态高了,批评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讲出来,帮助作者,以提高社会的整体欣赏水平。我想这当属于鲁迅那种“文明批评”的范畴。记得鲁迅提倡“泥土”精神,到了晚年,还疾呼“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,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”。

  在评论的时候,同时也将鲁迅的这些事告诉大家,这就是迫切需要的电视批评。如果更深入一点,鲁迅为什么会提出“苦工”和“泥土”的精神,要知道,鲁迅是绝望的,但他一生都在“反抗绝望”,做苦工就是鲁迅反抗绝望的身体力行!今天我们其实电视批评是缺失的。多少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?和我们社会文化伦理、道德水准滑坡是同步的。大家都不需要批评,大家都害怕批评。

  假使我们有健康而发达的批评,那对中国电视一定是有帮助的。批评将好的张扬出来,并能揭示出个中的道理,另一个就是有坏的说坏,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作者,培育观众。这是电视批评的动力所在。

  时间(纪录片导演)说得好,“‘舌尖’是对中国纪录片的又一个普及,但是请不要忘记纪录片永远是反思的。”这是批评的又一例证。